- 马乐;张子倩;
CPTPP非商业援助条款采取直接以国有企业作为补贴提供者和受补贴方的“针对性”规制模式,使国有企业可能面临作为补贴授、受主体的双重规制。非商业援助条款的双重规制逻辑很大程度上移植了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规定,但克服了该协议因国有企业界定的缺失而带来的公共机构认定不清晰以及专向性测试局限性的问题。CPTPP非商业援助条款以竞争中立为原则明确了国有企业的界定,通过将国有企业作为补贴提供者与补贴接受者的两种身份规定,实现了双重规制效果,对缔约方规范自身补贴行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种规制对我国政府和企业都提出一定挑战。对此,我国可以从推进国资国企监管体制改革,完善政府补贴规则和程序,提升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效能,以及积极争取国别例外和过渡期着手应对。
2026年01期 No.90 1-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53K] - 翟雨萌;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澳经贸关系历经“战略隔绝—全面合作—复杂竞合”的深刻转型。自1972年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受多重因素驱动,实现了从初级产品互补贸易向货物、服务、投资全方位合作的跨越式发展。《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的签署成为合作里程碑,但近年来地缘政治博弈、战略认知差异等因素引发双边关系波动,给经贸合作带来不确定性。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中澳坚持独立自主发展双边关系,深化优势互补与互利共赢,不仅契合两国根本利益,更对区域稳定与全球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中澳经贸关系发展脉络,剖析当前困境的核心成因,结合国际格局演变趋势,提出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的路径。
2026年01期 No.90 20-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99K]
- 龚柏华;刘国庆;
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衍生多重风险,叠加国家间人工智能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东道国对人工智能投资监管措施趋严。一方面,人工智能等科技投资领域成为外资审查的重点。另一方面,严格的数据治理、源代码及算法披露等人工智能监管措施易异化为市场准入障碍、限制自由投资的工具。东道国对人工智能投资的过度监管造成东道国规制权与投资者保护之间失衡,或将违反国际投资协定下的义务,包括国民待遇、公平公正待遇、禁止履行要求以及间接征收。为有效维持二者的动态平衡,以下三条路径可供探索: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强化对人工智能数字财产投资保护,丰富人工智能相关数字条款,纳入人工智能国际标准。上述路径可推动国际投资规范体系数字化转型,在保护人工智能跨境投资的同时,为东道国监管人工智能提供合法性空间。
2026年01期 No.90 36-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51K] - 郭奕璇;
全球最低税目前已转入国内立法实施阶段,相关规则可能与国际投资协定(IIAs)存在冲突从而引发投资者与国家间的全球最低税争议,提高税率、取消免税期、撤销企业所得税优惠等税收措施可能违反投资者合法期待进而违反公平公正待遇,7.5亿欧元的适用门槛可能会违反非歧视待遇。鉴于全球最低税争议预防与解决机制的建立工作尚未完成,现阶段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ISDS)可能会在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税收争议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是也会引发税收主权担忧,对全球最低税的实施带来不确定性。因此,在全球最低税改革背景下,结合中外IIAs缔约现状,中国应坚持在IIAs中纳入部分排除式税收条款,考虑为全球最低税规则的实施设置过渡安排,努力实现维护国家税收主权与保护海外投资者利益之平衡。
2026年01期 No.90 56-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02K]
- 于露;
我国《证券法》第2条第4款作为域外效力条款,其民事司法适用在首例裁定作出后成为理论与实务焦点。该条款的根本属性,不应被窄化为传统的程序性管辖权规范或冲突规范,而应被理解为国家行使“立法管辖权”的体现,其核心功能在于为原告提供基于我国《证券法》的实体请求权基础。然而,此种由私人启动的、承载重大公共利益的诉讼模式,使其宽泛适用面临着引发国际主权冲突、沦为“证券诉讼天堂”以及冲击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等重大风险。为应对此风险,该条款的适用条件必须进行审慎的限缩解释,以“公共利益”为内核,将“扰乱境内市场秩序”与“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理解为一体两面、相互印证的关系。在司法认定路径上,应建立司法与行政的协同机制,其适用场景亦应聚焦于“两地上市”及“互联互通”等与我国资本市场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典型情形。
2026年01期 No.90 73-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96K] - 李宗辉;
作为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中确定合理许可费率的重要方法,“可比协议法”起源于英美法系普通法院专利司法实践中“已确立的许可费”标准,如今亦被大陆法系国家广泛采用。其具有多项优势,既符合专利的私权属性及标准必要专利的无歧视许可原则,同时能够提供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然而,该方法也存在若干局限:例如,难以适用于标准必要专利的首次许可场景;可比协议的选择困难且主观性强;容易陷入“事后之明”偏见。在“可比协议法”的适用中,许可技术应具有技术和经济价值上的可比性。被许可人与标准必要专利密切相关的经营地域范围、产业定位和交易情境是判断其可比性的关键因素。此外,许可结构和费率计算方式也对协议的可比性有重要影响。
2026年01期 No.90 90-10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09K] - 张宇婷;朱明新;
为避免禁诉令的滥用,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即签发禁诉令不能违背国际礼让原则。根据胡伯和斯托雷等人的理论,国际礼让应由各国衡量其自身利益并作出决定,以承认外国诉讼和裁判为原则,以制止当事人的域外诉讼为例外。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华为诉康文森案”中初步形成了禁诉令的五要件审查框架,把国际礼让作为第五个要件,并从三个方面进行考量。在我国后续的五个禁诉令裁定中,只有“中兴诉康文森案”沿用了这一框架,其余的裁定则缺少对国际礼让的分析。我国需要结合国际礼让原则的内涵和域外适用经验,重新构建符合国际礼让的禁诉令审查框架及配套制度,为当事人申请救济和法院个案裁判提供更加清晰的指引,进而增强禁诉令制度的可预测性和判决的说服力。
2026年01期 No.90 108-1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20K] - 赵向华;
船舶优先权属于船舶担保物权。根据物权法定原则,何种海事请求受船舶优先权担保取决于《海商法》的具体规定。承运人因不可免责的违约行为导致船载货物损失时,货物权利人能否对本船主张船舶优先权,与我国现行《海商法》第22条第1款第5项的解释密切相关。对此,存在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解释可能。肯定论援引民法侵权行为的基本理论,基于第22条第1款第5项的文义解释,得出船载货物权利人对本船具有船舶优先权的结论。否定论则考虑国际海事公约对《海商法》船舶优先权立法的影响,通过对第22条第1款第5项的限缩解释来否定船载货物权利人对本船的船舶优先权。虽然我国《海商法》修订草案采取了否定论立场,但实证研究表明,否定论一直以来缺少国家实践的有力支撑,面临基础崩塌的现实挑战。肯定论则回应了我国当前航运贸易实际的现实需求,缓和了《海商法》现行规定下的船货利益冲突,契合了《海商法》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的立法目的,且采取肯定论并不违反海事公约项下的国际义务。因此,船舶优先权制度的重构应当采取肯定论立场。
2026年01期 No.90 127-1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63K] - 李汶忆;
2022年8月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签署,虽暂时缓和了双方冲突,但中概股危机并未因此得到完全解除,现有审计监管合作机制仍有优化完善空间。以执法管辖权为切入点展开研究,发现美方出台《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等措施实质上是在跨境执法管辖中借鉴其次级制裁思路,以中概股常用的可变利益实体结构为抓手,通过对境内上市主体施压,以倒逼中方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从而达到其拓宽域外执法界限、维护金融霸权之目的。签订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实质是冲突的阶段性缓释手段,而非系统性解决方案。有鉴于此,我国应当加快构建适宜跨境审计监管合作的国内法体系、创新监管合作组织架构、优化国内资本市场生态,同时为深陷合规困境的私主体提供可能的自主救济路径,以期助力建立更加高效、对等的中美审计监管合作机制。
2026年01期 No.90 143-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48K]